來源：資產界

作者：張濤

2025年10月，北京金融街的秋風帶著一種不同尋常的緊迫氣息。金融監管總局局長李云澤在金融街論壇年會上提出的這句話——“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和資本補充力度”——成為整個金融圈關注的焦點。短短十余字，背后卻是一場圍繞金融穩定與經濟修復的深層變局。監管層的信號十分明確：在經濟復蘇曲折、房地產風險仍未完全消化的背景下，中國金融體系的主戰場，正在從“防風險”轉向“治存量”。

就在同一時間，南方的廣州傳來另一則值得注意的消息。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市委金融辦正式簽署《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銜接機制合作備忘錄》，旨在探索以“司法保障+市場運作”的方式推動特殊資產處置。這份文件的意義遠超地方層面，它標志著金融不良資產處置的制度邏輯正在被重塑——法院不再只是“終點”，而是主動介入、協同市場主體、形成聯動機制的新起點。

這背后，是一個愈發尖銳的現實：不良資產存量壓力正在重新抬頭。受房地產鏈條拖累，企業債務違約率上升、地方融資平臺償債壓力增加，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在多個區域出現反彈。根據監管部門公布的數據，2025年上半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已突破3.7萬億元，同比增長6.4%。過去依靠簡單核銷與轉讓的“機械式出清”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市場化、法治化的處置需求。

廣州的探索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是因為它恰好擊中了不良資產處置的兩個關鍵癥結——司法瓶頸與市場失靈。過去的處置鏈條往往是“法院受理—拍賣資產—債權清償”，程序剛性、周期冗長、信息割裂，導致不少資產在重整過程中“價值蒸發”。而庭外重組機制的引入，則為市場主體留出更靈活的空間——債權人、債務人、投資方可以在司法監督框架下協商達成重組方案，法院再通過確認程序賦予法律效力。這種模式被業內稱為“司法+市場”的雙輪驅動——既有法的約束，又有市的靈動。

更深層的背景，是宏觀政策導向的變化。自2024年底以來，“加快不良資產出清”已被多次寫入監管文件。無論是政策性銀行的資本補充，還是AMC（資產管理公司）擴容試點，核心邏輯都是為市場騰挪“風險處置空間”。李云澤在論壇上明確指出，要“打通不良資產處置堵點，推動形成市場化多元化的退出機制”。這句話意味著監管層正嘗試從“制度設計”層面，為司法與市場的協同提供頂層支撐。

而從地方實踐來看，廣州的備忘錄不是孤例。此前，江蘇、浙江、重慶等地也陸續推出“金融債務司法協調機制”“破產重整綠色通道”等制度創新。它們共同的特征是——不再將司法程序視為風險處置的終端，而是作為市場修復的重要支點。通過“司法提前介入+市場化談判”的組合拳，不良資產的價值回收率普遍提升10%—20%，處置周期縮短30%以上。

可以說，2025年的不良資產處置，正在經歷一次從“技術問題”到“體系問題”的升級。它不再只是銀行部門的清表任務，而成為連接金融監管、司法制度與市場資源的系統工程。監管層的動向、法院的機制創新、地方金融辦的參與，共同織出了一張新的“風險修復網”。在這張網的核心，是“司法保障”與“市場運作”兩股力量的重新平衡——一股代表秩序，一股代表效率。

隨著全國金融系統陸續啟動專項不良資產處置計劃，“雙輪驅動”的邏輯或將成為未來幾年風險化解的核心主線。可以預見的是，這場圍繞“司法保障+市場運作”的制度實驗，不僅關系到數萬億不良資產的價值重塑，也關系到金融體系能否在穩中求進的路徑上，找到新的修復與再生方式。

在監管層不斷釋放“加快出清”信號的當下，不良資產處置依舊存在一道跨不過的坎——司法程序慢、市場機制弱、協同鏈條斷。這些問題并非新鮮，卻在2025年金融周期調整的背景下愈發突出：存量不良增速放緩，但結構性風險陡增，尤其是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與民營企業債務重組領域，傳統的“債權轉讓+司法拍賣”模式正顯現出系統性疲態。

首先，不良資產處置的第一道瓶頸在于——“轉不動”。多年來，銀行、AMC以及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債權轉讓路徑：銀行剝離不良，AMC接盤，再通過拍賣、打包或設立SPV（特殊目的載體）進行二級處置。這套模式在過去的周期中確實幫助金融體系“騰籠換鳥”，但隨著資產結構日益復雜、違約主體類型多元化，傳統轉讓機制的流動性正在減弱。

在房地產和基建類項目中，不良資產往往伴隨多重債權、抵押、擔保糾紛，權屬關系盤根錯節。AMC接手后若缺乏司法確認與法院支持，即便想盤活也步履維艱。一位地方AMC高管曾直言：“資產能不能轉，不是看愿不愿意賣，而是看能不能理清法律關系。”而現實是，大量不良項目卡在訴訟、仲裁與強制執行環節，轉讓周期動輒兩年以上，資金占壓、評估貶值、管理成本疊加，使得“債權轉讓”這條路徑越來越像“舊時代的慢車道”。

其次，司法體系的程序剛性，進一步放大了“不良處置的時間成本”。在現行制度下，不論是破產清算、重整還是執行拍賣，法院都必須嚴格遵循流程，層層審批、環環取證。對于動輒涉及數十家債權人、上百份合同的復雜項目而言，司法程序不僅慢，更意味著成本高昂。據中國破產法學會2024年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國內企業破產案件平均審理周期長達22.6個月，企業資產平均折價率高達48%。而在這個過程中，資產質量每拖延一個季度，平均要損失約3%-5%的價值。換言之，“司法拖延”在客觀上成了不良資產的“隱形減值器”。

與此同時，另一端的市場化力量也并不輕松。過去幾年，監管層不斷強調“市場化處置”，但現實中，不少市場主體依舊面臨“融不進”“落不實”的困境。

“融不進”，指的是民間資本、私募基金等市場力量想參與不良資產重組，卻被準入門檻與法律不確定性擋在門外。不良資產交易往往需要法院認可、銀行配合以及多方債權協同，而這些環節缺乏透明機制，導致民間投資機構“有錢沒路投”。一家北京不良資產基金負責人曾感嘆：“我們能看懂項目，也有能力做重組，但沒有司法背書、拿不到債權確認，資金只能干等。”

“落不實”，則體現在重組方案難落地。即便市場主體完成收購、達成意向協議，后續執行依然面臨諸多障礙。沒有法院的介入，債務豁免、資產轉讓、抵押權變更等關鍵環節難以生效；而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又可能陷入“訴訟-拍賣-再重組”的循環往復。市場參與者常常形容這種狀態為“既要效率，又怕違規”，最終陷入“司法怕越權，市場怕越線”的尷尬境地。

問題的根源，在于司法與市場之間缺乏真正的“接口機制”。在理論上，法院應保障程序公正、維護債權人利益，而市場應負責價值發現與資源配置；但在實踐中，兩者卻常常處于“各說各話”的狀態。法院關注程序合法，市場追求效率回報，中間沒有統一的協調平臺，也缺乏政策授權的制度通道。廣州中院此次提出的“庭外重組+庭內確認”機制，正是對這一脫節的回應——它試圖讓司法從“事后裁判”轉向“過程保障”，讓市場重組方案能在法律框架內落地，而非停留在“紙面意向”的階段。

要破解不良資產處置的結構性瓶頸，關鍵在于真正形成“司法保障+市場運作”的雙輪驅動體系，讓法治和資本兩股力量各司其職、相互牽引。過去的模式里，司法端常常滯后于市場端，法院缺乏足夠的金融專業性，而市場機構又受制于法律程序的冗長，導致債務重組過程一拖再拖，資產價值不斷縮水。要實現提效破局，第一步是制度協同，第二步是能力貫通。

司法端的重心，正在從“終局性判決”轉向“過程性保障”。例如，廣州、上海、杭州等地法院已開始建立“金融案件快速處置通道”，對符合條件的債務企業實行“訴前調解+庭外重組”的并行機制。這種機制允許市場化資產管理公司（AMC）、銀行、地方金控平臺在司法監督下先行談判重組方案，再由法院確認執行，極大縮短了債權變現周期。同時，法院對“類破產企業”的識別標準也在動態優化，推動更多陷入流動性困境但仍具經營價值的企業進入“預重整”程序，避免“一判了之”的處置慣性。

而在市場端，AMC、地方AMC、資產交易所等主體正從“收債者”轉向“重組者”。傳統的“打包轉讓、折價出售”正在被“資產盤活、產業嫁接”所替代。例如，部分地方AMC已與律所、會計師事務所、司法鑒定中心簽署聯合處置框架協議，形成集法律、評估、融資為一體的“項目小組制”；在資產處置環節，通過設立資產支持計劃（ABSP）或不良資產REITs的形式，引入社會資本參與風險共擔，實現司法保障下的市場化融資。

更值得關注的是金融監管層對信息通道的打通。金融監管總局、最高法等部門正在推動建立全國不良資產處置信息平臺，實現法院執行系統與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管理系統的數據互通。這意味著債權拍賣、抵押資產評估、執行進度等關鍵節點信息將更透明，市場參與者可即時判斷項目進展，減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流拍、低價出售等問題。

未來的“不良資產處置”，將不再是“法院判一半、市場做一半”的分裂狀態，而是一個由法律框架兜底、市場機制驅動的動態體系。司法端提供的是信任基礎——確保債權秩序與交易安全；市場端提供的是效率引擎——讓資本邏輯真正嵌入資產重組。兩者之間，不再是“程序與效率”的對立，而是“法治與資本”的合拍。當司法裁量的公信力與市場化定價的靈活性在制度層面實現聯動，中國特殊資產行業才可能從“債務清算”走向“價值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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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不良資產處置的“司法保障+市場運作”雙輪驅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