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零壹智庫
來源:零壹財經
2025年10月1日,《關于加強商業銀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 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簡稱“助貸新規”或“新規”)正式實施,標志著助貸行業告別粗放增長,邁入合規重塑與深度調整的新時期。
作為互聯網貸款監管的“升級版”,新規以“名單制準入、成本穿透、自主風控”為核心原則,全面規范了商業銀行在互聯網助貸業務中的經營行為,同時對消費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助貸”資金方也具有直接約束作用。
新規明確要求商業銀行對合作機構實施名單制管理,通過官方渠道公示并動態更新名單,嚴禁與名單外機構開展助貸業務;在成本管理方面,明確將增信服務費等納入借款人綜合融資成本,杜絕任何形式的變相收費。同時,新規強調商業銀行須獨立完成風險評價與審批決策,禁止助貸平臺干預風控環節,并要求商業銀行持續評估增信機構的授信管理與代償能力。
新規落地前后,行業啟動全鏈條實質性調整。中小銀行密集收縮合作,頭部平臺與大行、持牌消金深度綁定,信托公司被要求打破合作“黑箱”、強化主動管理;定價端高息業務加速出清,“雙融擔”等灰色模式徹底退場,“24%+權益”模式經監管專項整治后規范運行;增信端從“事后代償兜底”轉向“事前風控+風險準備金”機制。
行業格局呈現顯著分化:馬太效應加劇,腰尾部機構被迫向垂直場景深耕或技術輸出轉型,部分尾部機構退出或轉入地下經營;資金方中,中小銀行因風控與資本壓力收縮助貸業務,股份制銀行與頭部平臺構建“技術+場景+資金”共建模式,小貸公司受配套政策約束需在2027年底前將利率降至1年期LPR四倍(當前12%);金融消費者成為直接受益者,融資成本顯性下降、信息透明度提升。
未來,助貸行業將呈現監管常態化、利率持續下行、技術與精細化運營成核心競爭力、合作模式生態融合、出海本地化合規凸顯五大趨勢。為應對變局,助貸平臺需構建“合規前置+動態適配”運營機制,深化銀企風險共擔協同,堅定科技轉型與場景化服務拓展,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審慎推進轉型或退出,同時加強逆周期管理,協同各方共同構建規范、高效、普惠的助貸業務新生態。
01 助貸行業現狀圖景
1.1 宏觀經濟與金融環境
2025年以來,中國經濟延續復蘇態勢。在出口回暖、設備更新與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落地、財政政策前置發力等多重因素推動下,2025年前三季度實際GDP同比增長5.2%,增速較2024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
分季度看,2025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4%,二季度增長5.2%,三季度增速回落至4.8%。進入三季度后,政策重心向“反內卷”方向調整,企業投資意愿減弱。1-11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6%,較前期下降0.9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亦出現回落,降幅較1-10月擴大1.2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動能呈現階段性放緩。
居民收入增速趨緩制約消費需求釋放。2025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509元,同比增長5.1%,增速較上半年回落0.2個百分點,較2019年同期下降3.7個百分點。
價格方面,2025年11月CPI同比上漲0.7%,漲幅較前月回升0.5個百分點,雖小幅上行但仍處于低位區間,反映終端消費需求仍待提振。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3,898億元,同比僅增長1.3%,增速較10月收窄1.6個百分點。自5月以來,消費增速已連續6個月逐月放緩。
工業領域價格與需求同樣偏弱。2025年11月,PPI同比下降2.2%,降幅較前月擴大0.1個百分點,顯示工業品需求仍相對不足,價格持續在低位震蕩。這一表現與國內經濟結構優化、過剩產能逐步出清以及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相關大宗商品需求收縮等因素密切相關。以上變化對信貸市場的整體需求與結構產生了直接影響。企業投資動力減弱疊加消費復蘇基礎尚不牢固,共同對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形成一定制約。
在金融與流動性方面,貨幣供應保持合理充裕。截至2025年1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336.99萬億元,同比增長8%;狹義貨幣(M1)余額為112.89萬億元,同比增長4.9%。M2與M1增速之間的剪刀差為3.1個百分點,較前期擴大0.9個百分點,反映資金活化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存貸款方面保持平穩增長。2025年1—11月累計,人民幣存款增加24.73萬億元;人民幣貸款增加15.36萬億元。從貸款結構看,住戶貸款增加5333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14.4萬億元。其中,企事業單位短期貸款增加4.44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8.49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1.31萬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則減少332億元。
當前利率體系仍面臨下行壓力。LPR自5月以來連續八個月保持穩定低位,1年期品種維持在3.00%,5年期以上則為3.50%。為緩解負債端成本壓力、應對凈息差持續收窄的趨勢,銀行業普遍開啟新一輪存款利率下調。
其中,工、農、中、建、交、郵儲等六大國有銀行已將3年期存款利率普遍降至1.50%—1.75%區間,5年期大額存單產品也已陸續下架。
信貸資產質量風險仍需關注。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52%,較上季度上升0.3個百分點。部分消費金融機構的不良率仍處于較高水平,例如截至2025年6月末,中銀消費金融不良率為3.41%,興業消費金融為2.61%。
消金不良資產轉讓處置明顯加速。據零壹智庫統計,2025年23家持牌消金公司已累計發布241期不良資產轉讓公告,未嘗本息總額超過1200億元,同比增長157%;其中四季度更是迎來轉讓井噴,規模超過640億元。從機構維度來看,大行系消金不良轉讓尤為突出,興業消金超過400億,招聯消金、中銀消金均超過100億;互聯網系頭部機構螞蟻消金不良轉讓也暴增至127億元。
總體來看,當前宏觀環境呈現總量恢復但風險猶存的特征。助貸行業需在把握流動性合理充裕、利率下行的窗口期的同時,持續優化客群結構、深化場景融合、加強風險管控,以適應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信貸需求變化。
1.2 助貸行業運行數據透視
在監管體系持續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助貸平臺呈現出穩中有升、梯隊分明的發展態勢,直觀體現了其對行業變革的適應能力。
從經營業績來看,多數平臺在營收層面保持了良好增長。其中,奇富科技與信也科技營收均突破30億元,分別達到52.06億元和34.87億元,同比增長19.13%和6.43%;小贏科技、宜人智科、嘉銀科技營收分別為19.61億元、15.55億元和14.70億元,同比增幅介于1.8%至23.9%之間。僅樂信受主力信貸撮合服務收入波動影響,營收為34.2億元,同比下降6.7%。
盈利表現則進一步凸顯行業轉型的深度。樂信在營收微降的背景下,實現凈利潤5.21億元,凈利率提升至15.2%,彰顯其成本控制與運營效率優勢;嘉銀科技、信也科技、小贏科技則實現營收與凈利潤同步增長,凈利潤分別為3.76億元、6.4億元和4.21億元,同比增幅達39.7%、2.7%和12.1%。
部分平臺在營收保持增長的同時,出現凈利潤波動,主要是機構為應對監管要求而進行的階段性調整。在新規影響下,貸款促成費率調整與大額預付撥備計提等因素,促使奇富科技與宜人智科均采取了收緊風控、聚焦高質量客群等舉措,以推動業務提質增效。其中,奇富科技凈利潤為14.33億元,同比減少20.36%;宜人智科凈利潤為3.18億元,同比下降8.47%。
資產規模方面,從在貸余額看,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奇富科技、樂信、信也科技分別以1381億元、1020億元和771億元穩居第一梯隊,但同比增速已顯著放緩,分別為8.13%、-8.46%和13.22%。小贏科技與宜人智科在貸余額分別為628億元和342億元,同比大幅增長37.3%與50%,展現出較強的資產沉淀能力。
隨著規模增長進入平穩階段,頭部平臺主動調整輕重資本模式占比,以更好地適配監管與市場變化。
奇富科技三季度輕資本模式貸款規模為347.6億元,占當期貸款總額的41.7%,較2023年同期下降23.4%;樂信輕資本貸款占比從一季度的27%持續優化至三季度的13%;嘉銀科技因調整財務擔保服務相關業務,便利和服務費用同比下降31.64%。
輕重資本模式的動態調整,體現了頭部機構對監管導向的主動適應。重資本模式通過承擔風險獲取利差,更貼合新規下的行業生態,而頭部平臺憑借資本與風控優勢,在模式切換中展現出較強的掌控力。
與此同時,用戶增長與結構優化也成為行業關注焦點。當前,活躍用戶數普遍增長乏力。除小贏科技活躍用戶數同比增長24.2%外,多數平臺增長微弱甚至出現下滑。
奇富科技季度新增授信用戶195萬,環比增長9%,主要得益于嵌入式金融渠道拓展;樂信活躍借款用戶440萬,同比僅微增2.7%;信也科技活躍用戶同比基本持平;宜人智科季度借款人同比下降11%,反映其主動收緊信貸政策的決心。
用戶結構優化已成為當前行業共識。各平臺普遍強調“高質量用戶”與“復借率”等指標,如樂信復借用戶貢獻率達85.1%,信也科技中國區復借貢獻率約為86%,宜人智科重復借款率提升至77%,較上年同期上升16個百分點。這背后是客群整體上移的戰略選擇,也呼應了行業在監管引導下提質增效的整體方向。
1.3 新規落地后的行業動向與趨勢
助貸新規實施后,區域性銀行主動調整合作策略,主要表現為暫停新增業務、收縮合作機構數量。此舉一方面為存量業務騰出整改空間,另一方面也為規避潛在的監管處罰。
例如,烏魯木齊銀行、貴陽銀行相繼宣布暫停新增互聯網助貸合作業務;吉林億聯銀行大幅縮減合作機構數量;龍江銀行更是直接將合作助貸平臺清零。
這一收縮態勢直接影響資金供給。據艾瑞咨詢統計,新規導致許多資金方收縮利率24%以上業務的資金規模,資金成本隨之上升,預計增幅為1%至2%。
資金端收緊進一步傳導至資產端。從規模變化看,2024年利率24%以上業務已顯著收縮。艾瑞咨詢預計,到2025年底,該部分業務規模將維持在約8306億元,較新規前下降19%。其中,頭部平臺余額預計為3975億元,降幅6.8%;腰尾部平臺余額約4331億元,降幅達27.7%,收縮更為明顯。
在此過程中,擁有穩定資金通道、強大風控能力、海量客戶積累及良好市場口碑的助貸企業優勢凸顯。而腰尾部平臺則可能面臨虧損,甚至被迫退出市場。
從同比增速來看,新規導致利率24%以上業務整體增速從34.1%下滑至8.6%。其中,頭部平臺增速從20.7%降至12.5%,腰尾部平臺增速從45.6%大幅回落至5.3%。頭部平臺余額收縮主要源于監管不確定性與貸后處置成本上升,資金雖充裕但仍主動壓縮高風險敞口;腰尾部平臺的核心瓶頸則在于資金渠道收窄、流動性緩沖不足,次要壓力來自政策不確定性與催收合規成本上升。
近期,政策層面也出臺了配套舉措以緩釋行業風險。12月22日,央行宣布實施一次性征信修復政策,為助貸行業風險化解提供進一步支持。
該政策實行“免申即享”機制,個人無需主動申請或提交材料,由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自動識別符合條件的逾期信息并統一處理。調整后,相關逾期記錄的“還款狀態”將恢復為正常,1萬元以下的逾期金額調整為零,更新結果同步體現于個人信用報告。
此項政策有助于改善部分次級客群的信用資質,緩解行業整體壞賬壓力,為合規助貸業務拓展客群創造條件。當然,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水平,部分機構或對征信修復群體采取更為審慎的授信策略,例如實施額度限制等措施。
02 助貸的角色與價值
助貸平臺作為金融科技生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以其創新的服務模式深刻重塑了信貸市場的格局。它如同一柄雙刃劍,在提升金融服務效率、拓展服務邊界的同時,也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挑戰。
在當前的金融生態中,助貸平臺已從單純的渠道中介,演變為連接資金供給與需求、賦能金融服務提質,拓寬普惠金融邊界的重要樞紐。其核心價值在于通過技術、數據和生態的深度融合,彌補傳統信貸服務的結構性短板,在合規邊界內實現多方共贏。
2.1 精準撮合信息,破解供需兩端的認知壁壘
傳統信貸市場的核心痛點是信息不對稱。一方面,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資金供給方難以高效、低成本地觸達海量分散的借款人,并對其信用狀況進行精準識別與有效評估,這一困境在個體工商戶與小微企業主群體中尤為顯著。另一方面,借款人因信息渠道有限、對信貸產品規則不熟悉、材料準備不合要求等因素,往往難以在眾多金融產品中快速匹配到最符合自身條件與需求的最佳融資方案。
在這一背景下,助貸平臺依托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搭建的風控體系,以及自身流量和場景優勢,構建起高效的信息撮合與風險初篩機制。
對于資金方而言,助貸平臺扮演著“雷達”與“過濾器”的角色。助貸平臺整合多維度數據(如搜素/瀏覽數據、消費行為、社交信息、經營流水等),對用戶進行精準畫像與信用預評估,篩選出符合金融機構風險偏好的目標客戶,從而顯著降低后者的獲客與初步審核成本。
對融資方來說,助貸平臺則如同一位“智能顧問”,其通過對各類信貸產品進行標簽化解析(如額度、利率、還款方式、行業偏好等),再結合用戶個性化信息與融資需求,為其精準匹配并推薦適合的金融產品。
通過這樣的雙向匹配,助貸平臺成功打破了信貸供需雙方的認知壁壘,將原本難以評估的“信息荒地”轉化為可識別、可定價的信貸資產,整體提升了信貸市場的透明度與資源配置效率。
2.2 搭建生態橋梁,為弱信用主體構建融資通道
在傳統以央行征信報告為核心的信用評價體系下,新市民、個體農戶、初創小微企業等弱信用主體面臨信用記錄缺失、抵質押物不足與風控難度大等融資問題,因而長期被排斥在主流金融服務之外,形成融資真空。
助貸平臺的核心價值之一,正是通過構建多元化信用評估生態,為這些弱信用主體搭建起連接正規金融的橋梁。
在數據層面,助貸平臺積極引入并驗證各類非傳統征信數據的有效性,例如電商、社交、搜索、電信、物流支付等另類數據,有效拓展了信用評估的覆蓋維度。
同時,通過整合政務數據(如農業養殖備案、新市民社保繳存等)、第三方服務數據(如物流行為信息等),進一步豐富了信用畫像的維度,提升了其真實性。
在風控方面,助貸平臺廣泛運用隱私計算、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構建評估模型,對多源異構數據進行深度融合與分析,從中提取與信用風險高度相關的特征變量,進而更精準地評估借款人的還款意愿與履約能力。
此外,助貸平臺通過引入第三方增信、對接不同風險偏好的資方等手段,降低金融機構的放貸顧慮,降低借款人的申請門檻,并提升獲批效率。
這一過程本質上是將大量此前不可量化的信用風險轉化為“可定價”的風險,使得金融機構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服務以往難以觸達的客群,從而提升金融服務的包容性與覆蓋范圍。
2.3 激活金融資源,重構市場服務與效率邊界
助貸模式的核心價值之一,是通過技術賦能重構金融服務流程,激活存量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推動金融服務從標準化供給向個性化、場景化服務演進。
在資源激活方面,助貸平臺幫助傳統金融機構將資金更高效地配置到實體經濟的關鍵領域,尤其是小微企業、個人消費等活力較強的場景,避免金融資源閑置與錯配。
在效率提升方面,助貸平臺通過將復雜的信貸流程(如進件、初審、反欺詐、貸后管理等)進行模塊化、線上化改造,極大地壓縮信貸審批周期,實現“秒級審批”和“分鐘級放款”,重新定義信貸服務的效率標準。
在邊界拓展方面,助貸平臺憑借靈活的運營機制和下沉能力,能夠深入傳統金融機構難以覆蓋的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市場,將金融服務無縫嵌入到具體的消費和經營場景中,真正實現金融服務的普惠愿景。
2.4 以增信杠桿撬動資本,擴大金融服務能力
合規增信協同是助貸機構擴大普惠金融覆蓋面的關鍵價值。監管明確禁止助貸機構提供違規兜底增信,但允許其在合規框架內,通過與持牌融資擔保公司合作、繳納風險準備金等方式,構建風險共擔機制,撬動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能力。
融資擔保公司依據《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開展運作,法定杠桿比例一般為1:10,即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主要服務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機構,該比例可放寬1:15。助貸平臺通過與這類增信主體合作,為借款人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有效分擔資金方的信用風險,推動金融機構向風險相對較高但需求迫切的普惠客群放貸。
同時,助貸平臺普遍建立風險準備金制度,按貸款規模的2%-5%繳納準備金,優先覆蓋前期小額壞賬損失,形成“資金方主體擔責+助貸機構風險補充”的共擔模式。這種合規增信協同,既未突破“資金方自主風控”的監管底線,又有效提升了金融機構的放貸意愿。
03 助貸的問題與挑戰
在助貸行業高速擴張的背后,一系列由模式內生、監管套利與無序競爭所引發的結構性挑戰逐步暴露。助貸新規的全面實施雖推動行業向合規化轉型,但在新舊模式交替、監管約束強化、市場需求迭代的多重背景下,行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凸顯。
這些問題既涉及業務合規、服務質量、市場競爭等傳統領域,也延伸至數據治理、客群服務、合作協同等新增維度,成為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
3.1 合規風險:邊界模糊與監管適配難題
助貸平臺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突破“信息撮合”核心定位的傾向,通過變相參與資金放貸、信用擔保等本應持牌經營的金融業務,逐步從“服務中介”向“類金融機構”偏移。這種業務邊界的模糊性,不僅挑戰了現行監管框架,也可能因缺乏相應風控能力引發風險傳導。
2025年7月,寧夏地方金融管理局取消了銀川信融管理咨詢合伙企業(有限合伙)等七家助貸平臺的涉金融業務經營資質。這些機構本應僅承擔信息撮合職能,卻在實際運營中直接向中小企業及個人發放貸款,實質上從事需持牌經營的資金放貸業務。
與此同時,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張,助貸平臺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隱患日益突出。部分平臺在數據采集、存儲與使用環節存在安全漏洞,不僅易發數據泄露事件,也頻頻引發用戶權益糾紛與監管處罰。
2025年央視315晚會曝光,部分助貸平臺與第三方數據公司合謀,利用爬蟲技術非法獲取用戶通訊錄、消費記錄等敏感信息,并以每條0.1元的價格出售給高利貸團伙及催收黑產。
此類行為揭示出,數據環節的疏漏不僅直接導致信息泄露與監管追責,更易被黑灰色產利用,嚴重沖擊助貸行業的合規發展與社會形象。數據安全問題常與暴力催收行為交織疊加,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助貸行業的負面認知,使行業整體陷入更為嚴峻的信任危機。
監管政策的動態調整與行業適配節奏的不匹配,也加劇了助貸平臺的合規壓力。不同地區對助貸業務的監管細則存在差異,部分機構因對跨區域監管政策理解不充分,導致業務模式在部分區域面臨合規風險。同時,監管對助貸平臺與金融機構合作的權責劃分、風險分擔機制的要求不斷細化,若機構未能及時調整合作模式以適配新規,可能導致現有業務暫停或整改,影響行業整體運行穩定性。
3.2 服務質量:標準化缺失與體驗失衡
信息披露不充分已成為助貸行業的普遍問題。部分平臺通過費用拆分、隱蔽標注、誘導勾選等方式,刻意模糊關鍵成本信息,導致借款人在名義低息的宣傳下,實際陷入綜合高息的困境。
助貸業務鏈條涉及平臺、銀行、擔保機構等多類主體,部分平臺為追求業務規模,放松流程管理,引發操作不規范、審核混亂、權責不清等問題,不僅影響用戶體驗,也加劇了信用風險的積聚。
例如,某手機系金融科技公司所導流的“易秒通”平臺,僅憑用戶手機號與驗證碼就自動完成放款。有用戶在未確認借款的情況下,被動收到3000元貸款,并需承擔年化高達224%的利息。
此外,部分平臺為提升業務量,通過設定“審批通過率下限”等方式,變相干預甚至架空銀行的風控決策,導致信貸審核標準失序,使原本應嚴格運行的風險篩選機制形同虛設。
在“沖量獲客”的業務導向下,部分平臺對借款人資質的審核流于形式。更有甚者,一線業務人員為幫助客戶滿足貸款條件,默許甚至間接指導客戶包裝或填寫虛假信息,顯著加劇了全鏈條的欺詐風險。
例如,2024年,知名平臺“速貸之家”被曝光存在系統性的材料造假行為。調查顯示,其銷售人員在明知借款人資質不符的情況下,主動指導對方“優化”銀行流水、虛增收入證明,甚至利用技術手段繞過部分人臉識別環節。該事件直接導致合作銀行面臨重大資金損失,并引發監管部門專項調查。
與此同時,部分助貸平臺逐利傾向過強,緊貼36%的利率上限設計產品,或通過技術手段默認勾選或強制綁定“會員權益”“增值服務包”等收費項目,變相突破利率限制,忽視了風險定價的合理性與可持續性。
例如,某平臺宣稱借款3000元月息僅40-50元。然而,加上每15天500元的擔保費,其年化綜合成本高達1000%以上,遠超法定利率上限,這不僅背離了普惠金融的初衷,也為整個行業積累了潛在的金融風險。
3.3 行業競爭:無序博弈與資源內耗
當前,助貸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各平臺普遍將戰略重心置于用戶獲取環節,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用于廣告營銷與渠道拓展。以某頭部助貸平臺為例,其在2025年二季度的營銷費用高達6.63億元,較2024年同期的3.66億元激增近82%,資金主要投向嵌入式金融合作、信息流廣告等高強度獲客渠道。
“重獲客、輕服務”的傾向明顯,忽視了核心服務能力的構建與提升,導致行業整體資源分配失衡,難以形成健康、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與此同時,同質化競爭問題突出,多數機構的業務模式與服務內容高度相似,缺乏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在“流量為王”的市場環境下,中小平臺受限于自有場景缺失與品牌積淀不足,往往被迫以更高成本競購次級流量,并通過高利率覆蓋高風險,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分化與資源內耗。這種無序競爭不僅抑制了行業整體創新能力,也削弱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實際效能。
此外,市場退出機制尚不健全,部分尾部機構因合規不達標、盈利能力惡化被納入銀行“白名單”之外后,未選擇有序退出,反而轉向地下經營,不僅加劇了市場亂象,也為行業整體風險埋下隱患。
3.4 融擔風險:合規意識與風控能力不足
助貸平臺在借助融資擔保公司開展業務時,由于后者作為風險兜底方的特殊角色,其自身的合規狀況與風險管控能力會直接傳導至助貸公司,影響助貸業務的合規根基與長期可持續性。
融資擔保公司存在超范圍采集信息、違規查詢征信、信息流轉失控以及查詢用途不符等問題。若助貸公司與存在此類行為的融擔公司合作,可能因“未盡合作方資質審核義務”被監管部門認定為共同違規,面臨沒收違法所得、高額罰款、業務暫停等處罰。
在關聯交易方面,若合作融擔公司存在向股東、實際控制人違規提供關聯擔保,或通過關聯交易轉移資產等行為,一旦被監管查處,助貸公司與該融擔公司合作的全部業務也可能被納入專項核查范圍,導致業務陷入停滯。
融擔合作本質上關乎其風險兜底能力與實際不良損失之間的匹配程度。在助貸業務中,融擔公司通常承擔全額或比例連帶責任擔保,借款人逾期后需按約定向銀行代償本息,因此其風控能力直接決定了自身的代償壓力與生存空間。
當前助貸業務多覆蓋下沉客群,如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及信用資質偏弱的個人客戶,此類客群抗風險能力普遍較低,易受經濟周期與行業波動影響,使得不良貸款率顯著高于傳統信貸業務。
若融擔公司缺乏完善的風控體系,例如未建立全流程客戶篩選機制、缺少動態風險監測工具、對助貸平臺推送的客戶僅進行形式化審核,將導致風險識別滯后、不良資產持續堆積,進而引發代償能力不足與流動性風險。這類風險還可能進一步傳導至銀行體系,影響區域信貸環境的穩定。
3.5 催收問題:能力短板、合規壓力與反催收沖擊
催收是助貸業務風險處置的關鍵環節,在新規強化合規要求的同時,面臨自身能力不足、反催收組織干擾等多重挑戰,不良資產回收效率承壓。
一是催收能力不與客群特征不匹配。助貸業務客群分散、地域廣泛,且部分客戶存在暫時還款困難、還款意愿薄弱等問題,這對催收的專業性與精細化提出了較高要求。但多數機構催收手段單一,僅依賴電話提醒,未區分“暫時困難”與“惡意逃債”客群,采取“一刀切”的催收方式,既影響有還款意愿客戶的體驗,也難以遏制惡意逃廢債行為。
二是合規催收成本攀升。監管嚴禁暴力催收、騷擾第三方、非工作時間催收等行為,要求催收流程全程留痕,導致助貸機構需投入額外資源優化催收系統、培訓專業人員,合規催收成本較此前大幅上升。部分外包催收機構因資質、能力參差不齊,存在違規操作,牽連助貸機構面臨監管處罰。
三是反催收黑灰產干擾加劇。近年來,專業“反催收”組織的興起已成為助貸行業的新型風險,其通過社交媒體、線下培訓等方式,教唆借款人惡意逃廢債。具體手段包括偽造貧困證明、病歷等材料申請虛假延期還款、向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進行惡意投訴(如捏造催收違規事實),干擾正常催收流程以及利用“停息掛賬”“債務重組”等虛假承諾誤導借款人,收取高額服務費后失聯等,甚至組織借款人集體拒還貸款,逐漸形成惡意逃廢債的產業鏈。
04 助貸監管演進與“新規”落地
助貸的監管框架始終伴隨行業發展動態完善,2025年助貸新規的出臺與實施,標志著行業告別“模糊監管”階段,進入“規則明確、執行剛性、全鏈條覆蓋”的規范和常態化監管新時期。監管體系從早期的亂象整治、框架搭建,逐步走向精細化治理,推動行業權責邊界清晰化、業務操作標準化。
4.1 新規前的監管環境
在助貸新規正式落地前,助貸業務長期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由于既有規定在權責劃分、資金成本結構及風控責任邊界等關鍵環節界定不夠清晰,市場在多方博弈中逐步形成套利空間,導致合規探索與違規操作長期并存。
回顧我國助貸監管的發展脈絡,可見一條從原則性約束逐步走向精細化、體系化治理的清晰主線,體現出監管體系在持續探索中不斷深化與完善的演進邏輯。
4.1.1 2017-2019年:原則性約束與亂象整治起步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金融借款合同中各項費用合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應予調減。盡管該意見確立了利率上限,但內容仍屬原則性指引,缺乏具體操作細則。
監管機構亦逐步強化對相關金融業務的規范。2017年12月,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央行代章)與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銀監會代章)聯合發布《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加強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參與“現金貸”業務。《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并指出“助貸”業務應當回歸本源。
2019年,銀保監會進一步出臺《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也明確禁止助貸平臺提供兜底增信、直接收取息費或非法從事融資擔保業務。
4.1.2 2020-2021年:框架構建與多維度補位
監管開始構建助貸業務的基礎監管框架,從信息披露、合作比例、數據合規等多維度細化要求。2020年頒布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初步構建了行業信息披露框架,要求商業銀行及合作方在推介產品時,必須醒目披露貸款主體、利率、成本及還款方式等核心要素,保障客戶知情權與選擇權,并禁止默認勾選、強制捆綁等行為。然而,由于該辦法未對“助貸”業務本身作出明確定義,實踐中助貸與聯合貸款、技術服務等模式的邊界仍顯模糊。
為有效落實前述辦法,推動互聯網貸款業務規范發展與金融風險防控,2021年2月,銀保監會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通知》,明確規定在商業銀行與合作機構共同出資發放貸款時,單筆貸款中合作方的出資比例不得低于30%。
2021年,監管在利率上限方面出現窗口指導與司法實踐的雙重調整。多地監管部門要求消費金融公司將產品年化利率控制在24%以內,但未明確綜合融資成本是否包含增信服務費、會員費等隱性費用。而這些隱性費用恰恰是助貸平臺與消費金融公司合作中常見的盈利手段,也成為助貸平臺規避利率上限約束的關鍵漏洞。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逐步加強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超過24%部分的調減力度。這一司法動向不僅為后續規則完善提供了支撐,也間接對助貸平臺的相關違規行為形成了規制與警示作用。2021年9月和11月,《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實施,從法律層面規范數據采集、使用、流轉全流程,針對助貸行業普遍存在的過度收集敏感信息、數據流轉失控等問題形成約束,但實踐中仍存在執行不到位的情況。。
4.1.3 2022-2024年:數據合規深化與主體責任強化
這一階段監管聚焦數據治理與銀行主體責任,倒逼行業重構業務邏輯。2022年1月1日,《征信業務管理辦法》正式施行,其核心要求之一是實現個人信息與金融機構的全面“斷直連”。
辦法明確禁止助貸平臺將個人主動提交、自身生成或從外部獲取的信息直接提供給金融機構,而必須通過持牌征信機構完成信息中轉。這從根本上沖擊了助貸業務的原有邏輯,倒逼行業重塑數據流轉路徑,同時也凸顯了持牌征信機構作為信息樞紐的關鍵作用。
在此過程中,部分缺乏核心數據能力的助貸平臺面臨利潤空間收窄與商業模式轉型的雙重壓力。
2024年4月,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股份制銀行等三類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通知》,明確將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和民營銀行作為規范對象,強調其作為助貸平臺主要合作方的主體責任,要求嚴禁核心風控外包,避免過度依賴合作機構,全面加強對合作機構的管理,推動業務回歸本源。
2025年4月1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于加強商業銀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標志著助貸監管進入體系化治理新階段。該通知明確將互聯網助貸納入互聯網貸款范疇,確立“總行集中管理、權責收益匹配、風險定價合理、業務規模適度”四項原則,并要求商業銀行對合作機構實施名單制管理與公開披露。
表1:“新規”之前助貸業務主要監管政策梳理


資料來源:公開渠道,零壹智庫整理
此外,由于各地監管尺度不一,部分地區管控嚴格,部分地區相對寬松,部分助貸平臺通過“跨區域合作”規避監管。
隨著助貸市場規模持續擴大,違規收費、數據濫用、風控失職等問題頻發,市場對統一、明確的監管細則需求日益迫切。
4.2 新規的核心要求
助貸新規作為現行互聯網貸款監管制度的“升級版”,以“名單制準入、成本穿透、自主風控”為核心,系統性厘清了助貸機構與資金方的權責邊界,覆蓋業務全鏈條,為行業劃定清晰的合規紅線。
4.2.1 機構準入:名單制管理,公開透明化
新規要求商業銀行總行對助貸合作平臺、增信機構實行嚴格的名單制管理,通過官方網站、手機APP等渠道公示合作名單并動態更新,嚴禁與名單外機構開展新增業務。該要求從源頭篩選優質合作主體,倒逼助貸機構提升合規能力、資本實力與數據治理水平,形成“優進劣出”的準入機制。
名單制管理不僅約束銀行的合作選擇,也對助貸機構提出明確資質要求,例如需具備完善的合規體系、獨立的風控技術、規范的數據處理能力等,頭部機構憑借資源優勢占據名單主導地位,中小機構則面臨準入門檻提升的壓力。
4.2.2 成本管控:穿透式核算,鎖定利率上限
新規明確綜合融資成本(IRR)需涵蓋貸款利息、增信服務費、咨詢費、會員費等所有與貸款相關的費用,禁止助貸平臺直接向借款人收費,同時嚴禁增信機構以“保證金”“違約金”等名義變相加價。盡管條文未直接標注利率數值,但通過監管窗口指導與市場實踐,年化24%已成為行業剛性約束,部分地區進一步要求新增貸款平均綜合融資成本不超過20%。
這一要求徹底堵死了“費用拆分”“雙融擔”等灰色定價模式,迫使行業從“高息覆蓋風險”轉向“精細化運營降本”,推動定價回歸合理水平,切實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4.2.3 風險控制:自主風控為核心,嚴禁干預決策
新規明確規定銀行須獨立承擔信用風險,嚴禁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環節外包。助貸平臺僅可從事技術支持、客戶導流等輔助性服務,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貸款審批決策流程。銀行須自主掌握并核驗客戶信用資質,避免依賴助貸平臺“打包推送”數據,從源頭上保障授信決策的獨立性與準確性。
同時,新規要求銀行將增信機構的增信余額納入統一授信管理,至少每季度評估其代償能力,防范增信機構風險傳導至銀行體系,形成“銀行自主風控+增信機構能力評估”的雙重風控機制。
這一安排旨在劃清銀行與助貸平臺之間的權責界限,確保持牌金融機構牢牢守住風險底線,防止風險通過合作渠道無序傳導與積聚。
4.2.4 消費者權益保護:全流程規范,強化信息透明
新規從營銷宣傳、信息披露、貸后催收等全流程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要求助貸平臺與銀行以顯著、清晰的方式披露貸款主體、年化利率、還款計劃、費用構成等關鍵信息,不得通過隱蔽標注、話術誤導等方式模糊成本;嚴禁捆綁銷售、默認勾選、一鍵授信等侵害消費者自主選擇權的行為;明確禁止暴力催收、騷擾第三方、非工作時間催收等違規行為,要求催收流程全程留痕,建立高效的投訴處理機制。
這些要求直指行業長期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催收亂象等問題,推動行業從“流量導向”轉向“用戶權益導向”。
4.2.5 適用范圍:全面覆蓋,無監管真空
新規明確將互聯網助貸納入互聯網貸款范疇,除商業銀行外,外國銀行分行、信托公司、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均參照執行,填補了此前信托助貸、消金公司助貸等領域的監管空白。
特別是針對信托公司,新規要求其將增信業務納入統一授信管理,披露貸款出資方、綜合利率等關鍵信息,打破了信托助貸的合作黑箱。
表2:助貸新規核心要點

資料來源:公開渠道,零壹智庫整理
4.3 監管的進一步動作
在2025年4月助貸新規發布至10月正式實施的六個月過渡期及后續階段,監管機構通過專項調研、地方細化、窗口指導等方式動態糾偏,解決政策落地中的新問題,確保監管要求落到實處。
4.3.1 專項調研:摸清底數,預警風險
在綜合息費不得超過24%的監管要求下,為維持盈利,部分機構將原可納入利率的收益拆分為獨立的“會員費”、“服務包”等權益產品,形成“貸款利息(≤24%)+權益費用”的收費模式。此類權益多以信用提升、優先放款等名義推出,已成為助貸業務重要的收入來源,在部分平臺的營收與利潤占比持續上升,對商業可持續性支撐顯著。
該模式雖表面合規,卻潛藏多重隱憂:一是變相規避監管,通過結構拆分使實際成本可能突破24%的利率約束;二是抬升綜合融資成本,加重借款人負擔;三是若權益虛化、捆綁銷售或告知不足,易引發投訴與監管關注;四是高成本負債可能增加客戶違約風險,進而傳導至資產質量。
“24%+權益”模式反映了市場在合規與盈利之間的博弈,其發展也預示著監管與行業之間將持續的動態磨合。如何在鼓勵創新與保護消費者、防范風險之間取得平衡,仍是后續政策與市場實踐的關鍵課題。
據媒體公開報道,2025年7月,監管部門對消費金融公司及其合作助貸平臺開展了會員權益專項調研,其中對于其合作助貸平臺方面,重點關注是否通過“24%+會員權益”業務模式,違反“平臺運營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費”規定,是否存在變相收費、“霸王條款”或“套路貸”的行為等。
調研發現,助貸平臺普遍存在捆綁銷售、定價虛高、退費困難三類突出問題,反映出當前會員權益業務模式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仍存在明顯短板。
4.3.2 “窗口指導”與動態糾偏
為應對市場上出現的灰色地帶與新問題,監管機構采取了靈活而及時的“窗口指導”。例如,部分機構曾試圖將高息部分包裝為“會員費”“技術咨詢服務費”等名目,以拆分方式收取費用;監管通過口頭或書面通知等形式,明確要求相關機構立即整改,從而在微觀層面落實新規精神,有效遏制“鉆政策空子”的行為蔓延。
據第一財經報道,多家消費金融公司證實,監管部門已通過窗口指導進一步要求將個人貸款綜合成本壓降至20%以內,并正考慮下調擔保增信類業務的比例。各地方監管正陸續對屬地機構進行傳達,但尚未出臺具體實施細則,執行時間也未最終確定。
為滿足要求,消費金融公司勢必要求合作助貸平臺共同壓降成本,大幅壓縮可用于支付服務費與覆蓋高風險違約的空間。同時,若擔保增信比例下調正式落地,將削弱依賴外部擔保的業務模式。這些變化將推動助貸行業結構性調整,加速市場分化與出清。
4.3.3 配套制度,補全監管鏈條
據《財經》報道,2025年底央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已正式印發《小額貸款公司綜合融資成本管理工作指引》(以下簡稱《指引》)。本報告認為,《指引》將利率管控延伸至助貸行業重要資金方和自營資產的核心載體——小貸公司,進一步補全助貸行業的全鏈條監管框架。
從核心要求來看,《指引》與助貸新規的“成本穿透、合規定價”邏輯高度一致,且進一步細化約束。一是即時壓降高息業務,要求小貸公司立即停止新發放綜合融資成本超過24%的貸款,與助貸新規劃定的“24%綜合利率紅線”完全對齊,杜絕小貸公司通過助貸渠道變相突破利率上限的可能。
二是長期利率階梯壓降,明確2027年底前需將全部新發放貸款綜合融資成本降至“1年期LPR四倍”以內(按2025年12月LPR 3%計算,上限為12%),這一要求比助貸新規對銀行、消金的利率約束更嚴格,倒逼小貸公司參與的助貸業務(如聯合貸、自營資產導流)整體利率下行。
三是防范監管套利,針對助貸業務中常見的“超短期貸款續貸”漏洞,明確禁止小貸公司通過“先放短期高息貸、再反復續貸”規避成本管控,同時要求地方監管重點監測超短期貸款余額異常增長的機構,避免其通過助貸渠道將高息風險傳導至銀行體系。
4.3.4 地方監管:因地制宜,補充執行細則
在金融監管總局的統一部署與指導下,各地金融監管局積極發揮“前線指揮部”作用,因地制宜出臺更具操作性的執行細則與過渡安排。
例如,2024年7月,北京金融監管部門發布《關于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助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見稿)》,明確嚴禁通過“會員權益”“增值權益”等方式變相提高綜合融資成本,措辭堅決,彰顯監管力度。
至2025年8月,北京市金融監督管理局正式印發《關于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助貸業務管理的通知》。與征求意見稿相比,最終版本在“嚴禁通過”后加入了“強制捆綁”四字,形成“嚴禁通過強制捆綁‘會員權益’、‘增值權益’等方式變相提高綜合融資成本”的規范要求。這一措辭微調,在堅守24%利率紅線的前提下,也為非強制、可選擇的合規增值服務留出了合理空間。
05 行業調整:實質性變革已拉開帷幕
助貸新規生效前后,行業從資金端、定價端、增信端及業務模式、戰略布局等維度啟動實質性調整。這一過程包括臨時過渡,但更多的是觸及業務本質的深層變革,既覆蓋頭部機構的主動適配,也倒逼中小平臺加速轉型,同時推動資產端向普惠客群聚焦
5.1 資金端:合作“白名單”化,信托業強化合規約束
為順應助貸新規要求,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及信托等資金方正加速梳理與外部平臺的合作,通過建立“白名單”機制篩選優質助貸平臺,并主動壓降或退出高息業務,持續強化合規導向。
據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披露,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共有119家金融機構披露助貸“白名單”,包括11家股份制銀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銀銀行、11家外資銀行、1家直銷銀行、5家農商行、7家信托公司以及30家消費金融公司。
國有大行本身客戶基礎龐大,自主獲客能力強,對助貸業務一向態度審慎。近年來,市場上多次傳出大行收緊甚至退出此類業務的消息。這可能是其暫未公布白名單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部分區域性中小銀行受“資產荒”影響,本地優質資產稀缺,且自身能力有限,更依賴助貸合作。它們未披露合作方,或因多數助貸平臺存在合規風險,若將其納入白名單形同“信用背書”,一旦相關平臺暴雷,銀行擔憂風險傳導,故多持觀望態度。
從各持牌金融機構披露的合作情況來看,其合作的助貸公司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類:一是螞蟻系、京東系、字節系等有著龐大生態體系的頭部平臺;二是本地生活、手機廠商、出行、旅游、醫美、教育等垂直場景的流量平臺;三是有著較強技術實力的金融科技平臺。此外,合作的增信服務方多為融資擔保公司及助貸關聯實體。
以富邦華一銀行為例,其互聯網貸款合作方數量達52家,業務生態廣泛覆蓋了哈啰普惠、等25家助貸平臺,同時也涉及27家專業的融資擔保機構;尚誠消金則重點深耕場景化生態,其合作方多來自攜程、滴滴等頭部場景方旗下機構。
微眾銀行以382家合作機構位居榜首,但并未納入互聯網大廠,反而涵蓋了華為、金蝶等產業與科技公司。
同時,銀行“擇優”趨勢明顯,新規落地后,部分銀行已開始主動壓縮或清退那些定價偏高、風控能力薄弱的合作平臺。
以吉林億聯銀行為例,此前曾廣泛對接56家助貸導流獲客機構;而在2025年9月公布的最新合作名單中,該行大幅削減合作方至僅10家。被清退的平臺主要集中在綜合融資成本超過24%、風控能力不足或客群質量較差的機構。與之相對,其保留的合作方多為分期樂、美團、度小滿、馬上消費金融等頭部持牌金融機構及大型互聯網平臺。
助貸新規的監管范圍不僅覆蓋商業銀行與消費金融公司,也指明信托公司在參照執行之列。此前,由于信托公司業務規模有限且資金成本較高,其在助貸業務中的角色并未引起過多關注。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助貸平臺轉向與信托合作,監管近期已開始對其加強規范,從而打破了信托助貸領域長期存在的合作“黑箱”狀態。
同時,新規全面封堵了以往通過設立SPV(特殊目的載體)將出資比例壓降,從而規避核心風控責任的漏洞。現在,信托公司必須將所有增信業務納入統一授信管理,并每季度動態評估合作增信機構的資本實力與代償準備金充足率,以防范連鎖風險。
此外,信息披露要求進一步明確:信托須以向借款人完整披露貸款出資方、年化綜合利率、增信機構及代償范圍等關鍵信息,徹底解決了以往借款人對資金來源與成本構成“不知情”的行業痛點。
5.2 定價端:高息業務退潮,模式尋求合規
此前,36%的利率是司法保護上限,24%則是法院支持的實際界限,二者均屬法律界定,而非金融風控邏輯。新規將綜合融資成本(含利息、擔保費、服務費等)上限錨定24%司法保護線,另有規定要求消金公司新增貸款平均成本不超20%、小貸公司長期目標不超12%
從市場實踐看,主流助貸平臺已完成利率調整,如螞蟻消金、美團、京東、度小滿、奇富科技、拍拍貸等已經調整貸款申請頁面明示的貸款利率區間,區間上限均與助貸新規對齊,為年化24%。
盡管從表面上看,合規整改效果初步顯現,但部分平臺通過捆綁“會員”或“增值包”等名義,催生出“24%+”的新模式,使實際綜合成本仍存模糊空間。據《第一財經》調查,此類費用甚至與借款額掛鉤,單次扣費可達上千元,并伴隨默認勾選、退款困難等問題,。
“24%+”產品是行業盈利模式重構的產物,其是否變相抬升了融資成本尚存爭議。盡管助貸新規要求將增信費等計入綜合成本,并禁止平臺收取息費,但并未明確覆蓋權益等增值服務,這使得其合規性暫無定論,導致平臺普遍持觀望態度。
2025年9月起,持牌消金公司已全面下架捆綁金融權益的產品,助貸平臺則被要求將權益購買與借款流程完全分離:生活類小權益(如優惠券)需用戶主動勾選且不影響借款審批,金融類權益(如“提額包”)則徹底禁止。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只有能將利率穩定控制在24%以下的機構,才能作為“正規軍”持續發展。
在此約束下,平臺的核心課題轉向如何在有限的利率空間內實現盈利,推動業務模式從規模擴張向提升風控、優化運營的精益增長轉變。
5.3 增信端:“雙融擔”模式退場,增信能力重構
新規通過穿透式成本核算與費率類型鎖定,對“雙融擔”模式實現了精準打擊。
該模式以往的核心運作邏輯是“利率拆分+主體隔離”。例如,某助貸平臺聯合兩家擔保公司,將一筆貸款的綜合成本拆解為“銀行24%年化利率+擔保公司A 12%擔保費+擔保公司B 9%服務費”,致使實際年化成本攀升至36%甚至更高。在這一設計中,擔保公司B常以“咨詢服務費”、“信息服務費”等名義收取費用,從而規避此前對單一機構綜合費率的監管上限。
這一模式曾是行業普遍采用的“高利率覆蓋高風險”商業邏輯的重要支撐,而新規則徹底切斷了這一操作路徑。
新規對此明確“雙禁令”:一是要求商業銀行將所有增信服務費全額計入綜合融資成本,不得拆分核算;二是嚴禁增信機構以非擔保類名義變相提高費率。這一規定直接堵死“雙融擔”的費用拆分路徑,疊加24%年化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要求,使得此類灰色操作徹底失去合規空間。
“雙融擔”模式難以為繼將倒逼助貸增信端重構能力,重構并非削弱風險抵御能力,而是推動增信邏輯從“事后代償兜底”向“事前風險篩選”轉型,更貼合助貸的普惠金融屬性。
長期來看,增信能力重構將推動助貸行業形成“低費率、廣覆蓋、強風控”的新生態。
5.4 其他調整:出海步伐加快
面對國內利率下行與監管趨緊的壓力,部分助貸平臺選擇在新規全面落地前加快業務布局,推動年化利率24%及以下的助貸產品集中上量,以“先上線、活下來,再逐步優化”的策略應對短期挑戰。
與此同時,更多頭部機構則將目光投向海外,通過“業務出海”布局新興市場,積極培育第二增長曲線。在行業競爭加劇、國內增長空間逐步飽和的背景下,將成熟的風控體系、技術能力與商業模式復制至海外,已成為頭部平臺突破瓶頸的重要戰略。
以信也科技為例,作為出海先行者,其全球化業務已形成規模效應。公司聚焦東南亞、拉美等市場,通過本地化運營與生態合作實現快速增長。在越南,信也科技與當地金融機構協同,運用大數據風控提升審批效率;截至2024年底,其國際業務累計服務用戶超700萬,年度交易額達101億元,同比增長27.8%;在貸余額達17億元,增長30.8%。
在印尼,公司推出適配本地場景的小額信貸產品,季度復貸率保持在60%以上。此外,信也科技還在巴西、印度等地推進牌照申請與合作伙伴布局,逐步構建覆蓋多區域的全球服務網絡。
嘉銀科技在印尼市場的合作業務同樣表現突出,合作機構放款金額同比增長超200%,注冊用戶數增長約170%;在墨西哥,季度放款與用戶數環比均增長近40%。公司正持續加強產品本地化創新與風控體系迭代,以更好匹配當地市場。
宜人智科亦在海外取得階段性進展,重點布局菲律賓與印尼兩大市場。其在菲律賓推出的信貸產品,僅運營14個月即實現現金流轉正;在印尼,與頭部金融集團AG Network & Associate達成合資合作,業務已于2024年下半年啟動。此外,公司也在北美、中東等地區開展市場探索,持續拓寬全球化布局。
06 格局變化:行業生態的重塑與影響
助貸新規落地后,疊加利率下行、資本約束收緊等多重因素,助貸行業正步入深度調整與格局重構的關鍵階段,助貸機構、資金方、金融消費者三大主體的行為邏輯與利益關系全面重構,馬太效應、能力分層、權益保障成為格局變化的核心關鍵詞。。
6.1 助貸平臺的生存問題:馬太效應加劇,生存路徑分化
助貸新規通過名單制準入、利率紅線、風控自主等方面的約束,直接加劇行業分化,頭部平臺憑借合規與技術優勢鞏固地位,腰尾部機構則面臨轉型或退出的生死抉擇。
頭部流量平臺業務基本未受沖擊。以螞蟻集團、騰訊金融為代表的行業巨頭,依托其龐大的用戶基礎、成熟的風控體系以及雄厚的資金實力,在與銀行合作中持續掌握較強議價權。在新規推動的“白名單”機制下,這類平臺不僅未被削弱,反而成為銀行優先選擇的合作對象,業務規模繼續保持穩步增長。
中腰部助貸平臺則面臨顯著的轉型壓力。過去粗放的流量中介模式已難以為繼,它們必須做出戰略調整:或深耕某一垂直產業或特定消費場景,構建自身難以替代的生態壁壘;或徹底轉向純技術服務商(SaaS模式),通過為銀行輸出風控模型、獲客系統等實現業務轉型,但收入規模可能隨之收縮。
尾部平臺正逐步退出市場或轉入地下經營。在利潤空間收窄與合規成本攀升的雙重擠壓下,多數尾部機構已選擇退出。部分區域性小型助貸平臺因無法滿足準入要求、缺乏技術能力,已主動注銷關聯牌照;另有少數機構轉向“地下”經營,以“個人放貸+助貸引流”等方式規避監管,但此類業務不僅合規風險高,客群質量也普遍較差,發展空間極為有限。
6.2 對資金提供方的影響:能力重構與格局洗牌
在新規背景下,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等資金提供方正面臨“能力考驗”與“模式優化”的雙重挑戰。
中小銀行(城商行、農商行為主)因風控能力薄弱、資本充足率壓力大,成為資金端收縮的主力。一方面,批量暫停或終止助貸合作,如烏魯木齊銀行公告停止“合作類個人互聯網消費貸”,龍江銀行將唯一助貸合作機構標注為“已停止合作”,億聯銀行合作名單從56家砍至10家,清退對象均為綜合成本超24%、風控不足的平臺。另一方面,轉向本地化自主業務,如某中部城商行將助貸資金轉向“三農貸”“小微經營貸”,依托本地政務數據構建風控。
收縮的核心原因在于“風險規避”:一是新規要求銀行承擔主體風險,中小銀行難以監控助貸平臺隱性收費,擔心被牽連處罰;二是資本充足率考核壓力,助貸增信余額納入統一授信后,部分銀行資本充足率逼近監管紅線。
股份制銀行、頭部城商行及持牌消金(如微眾、招聯)則加速與頭部助貸平臺深度協同,重構合作模式:從“資金批發”轉向“技術+場景+資金”共建。以銀行為例,雙方不再停留于“銀行出資金、平臺引客戶”的簡單分工,而是共同構建風控模型:平臺輸出場景與數據,銀行主導授信決策,逐步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新范式。
信托公司受新規“主動管理”要求約束,合作“黑箱”被打破——需披露貸款出資方、綜合利率等信息,且不得通過SPV規避風控。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統計顯示,僅云南信托、愛建信托等7家機構公布白名單,聚焦與頭部平臺的低風險合作。小貸公司則受《小額貸款公司綜合融資成本管理工作指引》沖擊,2027年底前需將利率降至12%(1年期LPR的四倍),當前已暫停24%以上業務,部分互聯網小貸轉向與持牌消金聯合放貸,以規避利率約束。
6.3 對金融消費者的影響:市場凈化與權益提升
新規的實施進一步凈化了市場秩序,金融消費者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
首先是融資成本顯性下降,過度借貸得到遏制。新規將擔保費、會員費等隱性成本納入綜合利率(IRR),24%紅線剛性落地,部分地區消金公司新增貸款成本壓降至20%以內,借款人實際負擔顯著減輕。同時,銀行自主風控要求的加強,有效抑制了“多頭借貸”和“過度授信”現象,有助于消費者維持更合理的債務水平。
其次,信息透明與隱私保護強化,消費知情權提升。新規要求“醒目披露貸款主體、利率、費用構成”,同時強化對消費者信息的采集與使用管理,要求助貸平臺“不得超范圍收集數據”,僅可獲取與貸款審批相關的必要信息(如身份、收入、信用記錄等),并須清晰告知用戶數據用途與流轉路徑,從源頭上防范個人信息濫用。
第三,服務適配性改善,下沉及次級客群獲得合規支持。一方面,助貸機構針對新市民、三農等弱信用主體,整合非傳統數據構建模型,觸達下沉市場;另一方面,征信修復政策為次級客群提供緩沖——央行“免申即享”征信修復(1萬元以下逾期清零),改善約2000萬借款人信用資質。
07 趨勢與建議
在監管體系持續完善、行業競爭格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助貸市場正告別粗放增長的舊階段,邁入以合規為基、技術為核、生態協同為翼的新時期。為積極應對變化,相關機構需前瞻布局,主動調整發展路徑。
7.1 核心趨勢
7.1.1 監管走向常態化與精細化
助貸業務已全面納入金融監管框架,監管邏輯從“集中整治”向“常態治理”轉變,同時呈現顯著特征。。
一方面,政策規則持續量化細化,針對利率上限、資金流向、信息披露等關鍵環節,逐步出臺可落地、可核查的具體要求,避免“一刀切”式監管;另一方面,隨著監管科技的深入應用,監管部門具備了更強的“穿透式”監管能力,能夠精準識別業務的本質、追蹤資金的真實流向,并對潛在風險進行動態監控。
具體表現為:監管工具已從依賴傳統靜態報表,升級為運用API接口、大數據監控系統等實時手段;監管范圍從聚焦單個持牌金融機構,擴展到覆蓋科技公司、流量平臺等在內的整個生態鏈;監管時點也從事后風險處置,前置到事前的風險預警和事中的動態干預。這種日益精細化的監管模式,將有效壓縮監管套利空間,引導行業回歸其服務實體經濟、踐行普惠金融的本源。
7.1.2 利率持續下行,普惠導向強化
在政策引導與市場競爭的雙重驅動下,助貸業務綜合融資成本下行成為必然趨勢,并逐步向司法保護利率上限(如24%)以內收斂。
從政策層面看,監管部門明確要求壓降綜合融資成本,嚴禁隱性收費、變相抬價等行為,切實減輕借款人負擔。從市場層面看,頭部助貸平臺通過技術創新已有效降低運營與風險成本,具備了提供更低利率貸款產品的能力。從社會層面看,普惠金融的發展導向倒逼貸款定價合理化,讓個人消費者、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客群享受到更公平的融資服務。。
這一趨勢雖然直接壓縮了行業短期利潤空間,但反過來也將推動機構通過效率提升、模式優化實現可持續發展,最終最終形成“低利率、廣覆蓋、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7.1.3 頭部平臺份額擴大,中小機構加速轉型/退場
助貸行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市場資源加速向頭部平臺集中,馬太效應日益顯著。
頭部平臺憑借其長期積累的技術實力、穩定且低成本的資金渠道、龐大的用戶基礎與品牌公信力,在“白名單”準入機制下成為銀行等資金方的優先合作對象,市場份額持續擴大。腰部機構面臨轉型陣痛,需摒棄同質化的流量中介模式,向垂直場景深耕(如產業金融、農村金融)或純技術服務(SaaS輸出)方向突破,否則將陷入盈利困境。尾部機構因合規能力不足、技術實力薄弱、資金渠道狹窄,加速退出市場或轉入地下經營。
未來,行業格局將演變為“大而全”的綜合性平臺與“小而美”的垂直領域玩家并存的梯次化結構,過去那種依靠高成本引流、高風險擴張的無序競爭時代已宣告終結。
7.1.4 技術驅動與精細化運營成為核心競爭力
助貸行業的競爭邏輯正在經歷一場深刻重塑,競爭范式已從依賴資本與流量驅動的規模擴張,全面轉向以技術為引擎、以精細化運營為手段的質量與效率提升。競爭焦點也隨之遷移:從過去追求用戶數量的外延式增長,轉向深耕單客全生命周期價值的內涵式挖掘;從依靠流量采購的粗放式經營,升級為依托數據與技術實現精準營銷與風險定價的精細化管理。
具體來看,在智能風控方面,基于大數據的動態風險定價模型已成為核心競爭力;在數據治理方面,如何在合規框架下充分釋放數據價值,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礎能力;而在用戶運營方面,構建覆蓋用戶全生命周期的價值管理與服務體系,則成為提升留存與復用的關鍵。這些由技術、數據與運營三位一體所構筑的綜合能力,正日益成為新階段助貸平臺難以被復制和跨越的競爭壁壘。
7.1.5 助貸合作模式轉向生態融合創新
助貸平臺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已超越“資金+流量”的初級模式,向“技術+場景+資金+風控”的深度融合演進。
典型模式如“三方協同生態”:外部流量平臺(A端)提供場景與初始客群,消費金融公司或銀行等資金方(B端)主導核心風控環節,包括信用評估、授信審批等關鍵決策;助貸平臺(C端)聚焦輔助性服務,如提供風控技術支持、多源數據核驗協助、合規化貸后管理協助(含催收流程規范、客戶還款提醒等)。分潤方式多采用“基礎技術服務費+資產表現分成”或固定收益模式,確保助貸平臺收益與業務質量綁定。
助貸平臺在風險承擔上,形成多元化分擔機制:B端作為資金方承擔主體信用風險,也有部分機構僅承擔局部風險或完全不承擔風險;C端助貸平臺除輸出技術服務外,有時需繳納2%–5%的風險準備金,并優先承擔前期壞賬損失。
總體來看,當前合作模式正朝著“生態共建”方向深化。助貸平臺與金融機構在客戶觸達、資金對接、風控建模、貸后管理等全流程中深度融合,充分發揮各自資源與技術優勢,共同構建可持續、高價值的合作新生態。
7.1.6 出海步伐加快,本地化合規成關鍵
面對國內市場增長放緩與競爭加劇的現狀,頭部助貸平臺正將目光投向東南亞、拉美等普惠金融供給不足的海外市場,通過輸出在國內復雜信貸環境中淬煉成熟的商業模式、智能風控體系與高效運營經驗,積極開辟第二增長曲線。
在出海路徑上,合作模式日趨多元:既有輕量級的技術解決方案輸出,也包括與本土企業合資經營,乃至通過申請或合作方式取得當地金融牌照,實現更深度的市場嵌入。例如,信也科技在越南、印尼等地通過本地化運營實現規模增長,嘉銀科技在東南亞市場的合作放款金額同比增幅超200%。然而,出海之路亦伴隨顯著的合規挑戰。多國監管政策正逐步收緊,例如印尼設定年化利率上限為36%,并強化持牌經營要求。這類舉措正倒逼出海機構加快本地化合規能力建設,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嵌入,以實現業務模式的可持續融入與長期發展。
7.2 幾點建議
7.2.1 構建“合規前置+動態適配”的運營機制
面對日益復雜的監管環境,助貸平臺必須從根本上轉變合規理念,構建一套系統化、嵌入業務流程的合規管理體系。
具體而言,應將合規審查與風險評估嵌入到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的初始階段,實現“合規前置”。同時,需要建立一套對宏觀政策、監管動態進行持續跟蹤、分析與解讀的敏捷機制。在內部管理上,應設置專門的、可量化的合規績效考核指標,并定期開展合規壓力測試,模擬應對各種潛在的監管情景。通過這套機制,推動機構從被動滿足監管要求的“要我合規”,轉變為主動管理風險、創造價值的“我要合規”。
7.2.2 深化銀企協同,構建風險共擔新范式
為提升金融體系的整體效率與穩定性,需要推動資金方(銀行等)與助貸方(科技平臺)的合作模式從簡單的渠道合作,升級為深度協同、風險共擔的伙伴關系。
在組織層面,雙方可建立聯合風控團隊,實現數據與信息的實質性共享。在機制層面,積極探索“風險收益共享”模式,例如采用“基礎技術服務費+基于資產表現的超額收益分成”等創新合作模式,將雙方利益緊密綁定。
在技術層面,推動雙方共同開發、迭代優化風控模型,將銀行的金融風控經驗與助貸平臺的行為數據建模能力相結合,共同提升風險識別水平。
7.2.3 堅定科技轉型,拓展場景化服務路徑
在當前行業變革與監管深化的背景下,助貸平臺必須堅定以科技為核心驅動力,推動業務模式與服務能力升級。助貸平臺一是推動商業模式轉型,構建多元收入結構。核心是降低對息差收入的依賴,逐步轉向以純粹技術服務費為主的盈利模式。機構應致力于將成熟的風控能力與運營系統產品化、標準化,并向行業輸出,從而形成更加穩健和可持續的收入來源。
二是強化AI能力建設,打造智能化運營體系。助貸平臺應持續加大在AI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推動業務全流程智能化升級。在獲客環節,運用AI優化投放策略與內容生成,有效降低獲客成本;在風控環節,研發金融專屬大模型,整合多維度數據構建動態風險評估體系,提升識別準確性;在客戶服務環節,部署AI智能助手,實現語音交互與復雜業務自動化處理,全面提升運營效率。
面對AI黑灰產挑戰,需構建“技術防御+合規校驗”雙輪驅動的反欺詐體系。通過引入聲紋識別、背景音檢測與模板行為分析等技術,增強對AI換臉、虛假身份等新型欺詐的識別能力;建設跨平臺智能關聯網絡,融合用戶行為軌跡、設備指紋等多源數據,實現風險交叉驗證。同時,嚴格規范AI應用合規邊界,對數據來源與模型邏輯進行備案管理,防范算法歧視與數據泄露風險。
三是拓展業務創新方向,聚焦普惠型場景化金融服務。關注新市民金融場景,針對其租房、子女教育、職業技能培訓、日常消費等核心需求,打造低門檻、靈活期限的信貸解決方案;響應鄉村振興戰略,開拓農村普惠金融場景,圍繞農戶生產經營、農資采購、農產品流通等需求,構建適配農村客群的風控與服務體系;深耕民生消費,圍繞教育、醫療、出行等垂直場景,打造定制化金融解決方案;以“技術+場景”雙輪驅動開辟新增長空間。
為保障轉型落地,需同步完善配套支撐體系。在資本配置方面,優化資金結構,減少信貸類資產占用,更多投向技術研發與服務升級;在組織架構上,設立輕資本業務專職團隊,強化技術輸出與客戶運營能力;在績效考核方面,重構KPI體系,將技術服務收入占比、輕資本業務利潤率等納入核心指標,引導資源向輕資本模式傾斜,增強機構抗周期能力。
7.2.4 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建設透明服務體系
構建全方位、全流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是助貸行業贏得社會信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在信息披露方面,所有貸款產品的費用結構、年化利率、還款計劃及潛在風險提示都必須清晰、易懂、無歧義。在服務流程方面,應確保操作簡便、反饋及時,并對所有用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
在投訴機制方面,必須設立暢通的投訴渠道,確保用戶反饋能夠得到迅速響應,且處理過程與結果完全透明。此外,機構還應主動承擔金融知識普及的社會責任,通過教育宣傳提升消費者的金融素養和風險防范意識。最終,通過誠信經營和透明服務來贏得市場的長期信任。
針對暴力催收等行業亂象,加強自身催收規范,對合作催收公司實行嚴格的準入審核以及日常監督與動態管理,一旦發現合作方存在違規催收行為,立即終止合作并追究相關責任。同時,建立催收行為監督機制,通過錄音、錄像等方式留存催收記錄,接受用戶與監管部門核查。
7.2.5 審慎評估,及時轉型或退出
在行業分化加劇、監管持續收緊的背景下,助貸平臺有必要建立常態化的戰略健康度評估機制,理性審視自身的持續經營能力與資源稟賦。對于難以滿足常態化監管要求、缺乏核心技術能力或未能在細分領域構建比較優勢的機構,有必要及早謀劃戰略調整,主動推動轉型或有序退出市場,以降低整體社會成本,防范系統性風險積聚。
具體而言,機構可構建多維度評估體系,定期從合規能力、技術實力、資金穩定性、盈利能力及客戶價值等關鍵維度進行自我診斷。尤其需要關注是否具備獨立風控能力、是否達到穿透式監管要求、是否過度依賴單一資金方或合作渠道等核心問題。
對于仍具備一定資源稟賦的機構,應積極探索可行的轉型路徑,如依托自身優勢轉向純技術輸出服務商,深耕特定場景的解決方案提供商,或與持牌機構深化協同融合,以“輕資產、重技術”的模式謀求持續發展。
對于確實無法持續經營的機構,則應在監管指導下制定穩妥的退出方案,重點包括妥善處理存量業務、保障用戶信息與隱私安全、依法完成合作銜接與投資者清償等工作,避免因“猝死式”關停引發市場連鎖反應。
推動形成“能進能出、良性迭代”的行業生態,不僅是對市場規律的尊重,也有助于將有限資源重新配置到更具效率與價值的領域,提升整個助貸生態的健康發展與持續活力。
7.2.6 加強逆周期管理,穩健把控業務規模
面對宏觀經濟波動與行業周期變化,助貸平臺需建立逆周期管理機制。一是構建周期監測預警體系,圍繞GDP增速、失業率、行業不良率等核心指標,設定量化預警閾值(如核心行業不良率突破5%即觸發收縮)。
二是實施差異化規模管控策略。嚴格執行“規模收縮、結構優化”原則:依據資金方總行名單制管理要求,審慎核定合作規模上限,杜絕為追求規模放松準入標準,著力壓降高風險客群(如征信存在瑕疵、收入不穩定群體)的業務占比;設定分品類業務增速上限,對消費金融等敏感性業務實施15%–20%的增速管控,確保互聯網助貸余額占合作銀行貸款總額的比例不超過監管指導區間。
三是強化跨機構協同管控。與合作銀行、增信機構建立規模聯動調整機制,定期共享周期研判成果,確保資金供給、助貸規模與整體風險防控能力相匹配,避免因單一機構策略調整引發業務波動或風險聚集。
參考資料
1、國家統計局:前三季度經濟運行穩中有進 高質量發展取得積極成效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10/content_7045055.htm
2、未名宏觀:2025年11月經濟數據點評:過剩產能去化,經濟增速階段性下調
https://mp.weixin.qq.com/s/v1CxEmeJ6Roj9p8Lmhg8nw
3、跌破1.0%,中國高息時代終結!
https://mp.weixin.qq.com/s/Xedo_79EVeq2pIYL0fEYcw
4、2025年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情況表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8453&itemId=954&generaltype=0
5、中國網金社:持牌消金上半年業績(三)資產質量整體呈現優化趨勢 助貸新規下行業或生變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9053505971439.html
6、艾瑞咨詢:《2025年中國網絡助貸行業研究報告》
https://mp.weixin.qq.com/s/6HO5efvfXdPTkWBWZ-LAXQ
7、零壹財經:最新數據!119家金融機構披露助貸“白名單”(附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kcvL9hwmgE53eujbdeMwwg
8、第一財經:多家持牌消金接窗口指導,20%或將成貸款綜合利率“新紅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7382231654209063&wfr=spider&for=pc
9、財經:定價上限懸頂,4000余家小貸公司臨考
https://www.mycaijing.com/article/detail/56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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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助貸新規下的行業變局:重塑、挑戰與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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