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資信 作者：金融評級一部 盛世杰 薛家龍 張朝宇
來源：聯合資信
摘要
不良資產處置作為降低風險成本、提升經營穩健性的重要一環，在商業銀行日常經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當前“十五五”規劃開篇之年，商業銀行在持續貫徹服務實體經濟、助力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客觀承擔了經濟結構調整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相應成本。本專題將從處置手段、政策出臺、對公及個人不良資產處置現階段狀況進行拆解，結合國內外處置經驗及案例分析，探索當下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狀況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為商業銀行良性發展帶來一定助力和啟示。
一、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以及資產質量現狀
得益于近年來貸款業務規模增長以及不良資產處置力度保持在較高水平，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呈持續下降態勢；受宏觀環境變化、自身經營質效優化以及政策引導的共同影響，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需求相對迫切且剛性。
不良資產處置作為商業銀行持續穩健經營中的一環，在化解風險、優化資源占用和配置、提升經營效益及穩健性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結合我國經濟發展近十年表現的階段性特征來看，商業銀行在不同時代的資產質量及風險資產特征也有所不同。近年來，商業銀行房地產行業相關不良資產逐步積累，且由于房地產產業鏈條長、輻射范圍廣，對公不良貸款行業分布呈現出以房地產行業為核心逐步向建筑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以及部分細分領域制造業等相關領域擴散的趨勢。同時，外部營商環境持續低迷，中小微企業盈利空間持續壓縮，疊加房價下行的影響，以房地產為抵質押物的個人住房類和中小微企業貸款等零售貸款風險也在加速暴露。此外我國中小銀行受自身經營區域限制于本地的影響，其資產質量變化同時還與本地產業結構及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從自身經營來看，商業銀行當前普遍面臨監管、成本壓縮、風險指標優化等方面的壓力；疊加商業銀行盤活低效資產、提升資本利用效率訴求提升。為此，商業銀行充分調動自身以及社會資源，采取各種處置手段，在實現風險資產和自身經營有效隔離的同時，盡可能降低資產處置期間的成本損耗。接下來，本文將從近年來出臺的相關政策以及處置手段進行拆解，剖析我國不良資產處置發展基本盤，并結合國外處置案例經驗，探索我國不良資產處置未來發展及機遇。
二、不良資產處置政策梳理
近年來，監管機構引導商業銀行拓寬資產處置渠道、盤活存量資產，將更多信貸資源投入到國家政策方針重點支持領域；對商業銀行開展不良資產轉讓業務的規范性也提出更高要求。
近年來，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效率和成本控制要求逐步提高。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了專業化分工的深化，社會資源對不良資產的承接與消化能力顯著增強，為不良資產的市場化處置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此背景下，不良資產轉讓逐漸成為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重要方式之一。截至2024年末，共有337家機構在銀登中心開立業務賬戶，覆蓋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點機構，開戶機構數較2021年的77家明顯提升；2024年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超3.8萬億元。從政策方面來看，監管機構政策制定主要圍繞擴大參與群體、提升成交幾率、規范市場行為、最終實現穩妥高效處置不良資產等目標來進行的。未來，隨著相關業務規則及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轉讓的市場化程度將持續提升，商業銀行將有望更多使用轉讓的手段化解不良資產風險，其不良資產處置效率或將進一步提升。
三、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及利弊分析
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以時間周期為決策基準，力求在有限時間內尋求不良資產保全的最大化，同時也在資產處置周期超過預期時尋求經營資源釋放以及成本犧牲之間的平衡；傳統的不良資產處置主要依賴商業銀行自身運營及財務資源，而近年來隨著社會分工精細化和專業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政策扶持，不良資產處置手段持續豐富。
從商業銀行資產保全慣常的作業角度出發，其核心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在實現風險資產化解的同時，盡可能減少資產處置期間產生的時間成本及資金損失。通過對不同資產處置方式的對比可以得出，資產核銷作為在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均具有較強可控性的處置手段，商業銀行往往將其作為資產處置最后的選擇，通過直接消耗撥備或者利潤，達到短期內快速出表的目的；債務清收具有處置資金成本消耗最低的優勢，但其同時具有處置周期不可控的特點，往往用于資產保全的初期。近年來，國家鼓勵商業銀行通過市場化方式處置不良資產，有利于節約商業銀行內部運營資源，且在通過全社會分攤消化風險、優化資源分配、促進信貸資源循環等方面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是，市場化處置也使得商業銀行面臨著財務損失和交易環節不確定性等問題。為此，在不良資產處置中，商業銀行往往以風險資產暴露時長為決策依據，前期采用清收、重組等方式保全風險資產價值，但隨著風險暴露時間拉長致使資金回收規模和可能性壓縮時，則會通過核銷、轉讓、接收抵債資產的方式提升處置效率，降低風險資產的資源占用。
四、國際不良資產處置經驗與啟示
海外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主要通過證券化、拍賣、委托專業機構、成立銀行子公司和債轉股等方式，具體方式因國家法律體系和金融環境而異。
（一）美國：不良資產處置策略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個人住房貸款違約，美國主要從事房地產抵押貸款業務的儲蓄與貸款協會（以下簡稱“儲貸協會1”）出現大量的不良債權問題。針對當時儲貸協會大量破產的情況，美國于1989年根據法律授權發起成立了資產重組托管公司（RTC）專門負責處理儲貸協會的不良資產。RTC直接將這部分貸款導入了資產證券化概念，讓民間資本長期充分地參與了壞賬的消化過程。從設立到1995年年底關閉，通過打包出售等手段處置了約750家儲貸協會和4600億美元資產，其中利用證券化技術完成72筆交易，處理了420億美元的資產(約占接管資產總額的10%)。
（二）日本：不良資產處置策略
20世紀90年代，受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等因素影響，日本銀行業新增大量不良貸款。我們以瑞穗銀行為例，供參考借鑒。
瑞穗銀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之一瑞穗金融集團的核心企業。自1990年代日本經濟破滅至2001年，日本不良資產問題達到歷史的最高，彼時瑞穗銀行不良資產率為7.3%。經過三年多努力，截至2006年3月，瑞穗銀行不良資產率下降至1.1%，為日本國內各大銀行最低水平，并償還了用于處置不良貸款的政府借款。具體來看，瑞穗銀行成立獨立的企業重建和不良資產處置的專門機構（包括企業重建專業子公司），通過增資擴股自籌1萬億日元作為企業重建專業子公司的資本金，并將不良資產集中剝離到專業子公司進行分類處理；對上市企業或有可能上市的企業債權，則通過幫助客戶企業實施業務重組和部分債務免除，并將債權資產轉化為銀行對客戶公司的股權，通過積極主動參與企業重建，實現債權回收；對重建可能性低的客戶企業的債權，銀行將貸款債權設計成信托產品，并引入外部資信評級機構，對債權商品組合進行信用評估，引導投資者根據需要購買債權。
美國不良資產處置從處置進程到定價和資產分割等各個環節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日本不良資產處置實踐深刻反映了日本金融文化的獨特性。相比美國，日本銀行較少采取激進且市場化的方式處理不良資產，更傾向于內部消化、債務人再生、小規模不良貸款出售等方式，是一場跨越數十年的“社會修復工程”。在避免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同時，逐步消化泡沫破裂后的遺留問題。這種模式雖效率較低，但在老齡化、低增長的社會背景下，或許是一種更具韌性的選擇。
鑒于我國的社會經濟發達程度與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之間仍存在差距，全社會對不良資產的消化能力和處置效率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商業銀行體系兼具強監管屬性和服務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推進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建設時，需要采取一種平衡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借鑒美國模式中注重市場化運作和效率提升的成熟經驗。例如，發展多層次的市場參與者，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資產定價和處置流程的效率，推動行業從簡單的“風險出清”向深度的“價值挖掘”轉型。另一方面，也應重視日本經驗中政府所發揮的協調與適度托底作用。這有助于在處置過程中避免系統性風險，實現“以時間換空間”，最終達到降低整體處置過程中的社會成本損耗、推動風險平穩化解的目標。
五、小結
不良資產處置作為排除銀行體系風險“毒素”、促進信貸資金良性循環、增強金融體系穩健性的關鍵機制，其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資產處置需求向規模化和復雜性發展，不良資產處置手段也向市場化進行邁進，其處置期間產生的成本摩擦也隨之降低。而從政策方面來看，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不良資產處置渠道和手段，引導商業銀行積極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處置，并引入政府、專業化資產管理公司、乃至民間資本等方式進一步提升處置質效，增強社會資源利用效率并促進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從而達到降低社會經濟運行成本、提升經濟發展質效。對比美國和日本過往年間不良資產處置經驗來看，無論從市場化處置還是政府托舉下的以時間換空間，兩種處置方式對我國不良資產處置的發展道路均具有借鑒意義。綜合來看，我國不良資產處置未來的發展路徑應是融合市場效率與宏觀協調，在提升處置效率的同時，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從而更有效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接下來，本次專題將繼續從對公以及個人兩大業務板塊出發，通過案例呈現以及處置效果分析的放方式，分別探討對公和個人不良資產處置在當前宏觀環境下對商業銀行發揮的作用，并對不同特征下的不良資產處置后續發展提供合理化建議和展望。
[1]儲貸協會（Savings and Loan，S&L）是在美國政府支持和監管下從事儲蓄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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